悠悠慈母情

谁知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题记

（一）

常学文老人，是我中学老师郑森龄先生的老母亲。

第一次见面，记得是1975年秋天，那时我在莲河中学读初中二年。秋收时节，学校组织学生支农来到五奎顶子三队割黄豆。干完一上午活，中午吃自带盒饭，生产队只给我们学生炖了一锅土豆块加大豆腐汤，那也吃得口齿留香，满头大汗。吃过午饭，不知哪位同学说：我们去看看郑老师吧！我们一小帮同学就利用午休时间，来到家住三队后屯的郑老师家，他那时患肝病正在家休养。也就是那天，我第一次看到在郑老师家，忙里忙外的一位个头不高、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看上去也有接近六十岁的年龄。一问同学，说这是郑老师的老母亲。老太太话语不多，却从她那坚毅慈善的眼神里，流露出艰难与无奈的神情。她让我们进屋坐，而我们一帮同学谁也没坐，只是站在炕沿跟前与郑老师说话。郑老师家是两间小草房仅有一铺南炕。郑老师见我们来看望他，他艰难地从炕上坐起来，与我们说着话。老太太就在屋外门口站着。下午，支农劳动的时间到了，我们急忙从郑老师家出来。老太太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我们都走远了，她还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

1983年春天，因我写过一篇特写《捎货车》，被吉林日报群工部主任史生潮老师抬爱，吸收我为吉林日报通讯员。后通过吉林日报下派湾龙乡挂职担任党委副书记的曹振华老师推荐，我由学校代课老师，来到乡广播站担任编播员，负责乡办节目，开启我新闻写作的新历程。也就在这年，郑老师因知青政策落实，被安排到福安供销社工作，家也从五奎顶子搬到福安供销社附近。我编辑完成自办节目，或放完广播节目有点闲暇就到郑老师家坐坐。郑老师家那时四口人，老伴没正式工作，在供销社糕点制作车间打零工，两个孩子又小，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个时候没有见到郑老师的老母亲。后来得知，1978年秋，郑老师通过公安部门，收到远在美国攻读完博士学位的大哥郑德龄寄来的家信和照片。老太太得到儿子的音信，悲喜交加大病一场。后来，两岸书信与人员往来，可以经过香港第三地。1982年，思念儿子心切的郑老太太，在二儿子郑庆龄陪同下才获准出境香港会面。郑德龄在香港会面多年未见的老母亲，得到郑德龄盟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德坤先生的全力帮助。郑老太太在香港与大儿子德龄会面后，儿子为母亲办理了赴台手续，老太太随大儿子去台湾终于成行。

郑老太太在台湾大儿子家里住了五年多。享受到了大儿子全家对老太君无微不至的孝心补偿。德龄是台北荣总医院传染病知名专家，曾经为蒋经国、郝伯村等台湾政要看病、会诊。老太太到台湾后，德龄就领老母亲到医院做了身体的全面检查，结果除了有点哮喘外，身体其它各项指标均为正常。消息传来，郑家儿女们都为老母亲历尽磨难仍有如此好的身心而庆幸！老太太真是应了那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986年秋天，郑老太太从台湾给湾龙乡五奎顶子村党支部书记孙福清写来一封亲笔信，同时寄给村里500美元。来信的消息是我分别在郑老师家和去五奎顶子村采访孙书记了解到的。老太太亲笔信内容大致如下：

尊敬的孙福清书记台鉴：

我是郑森龄的母亲常学文，我是在台湾台北大儿子德龄家给你写信。五奎顶子是我小儿子森龄知青下乡落户地，也是我生活过的地方。记得三队后边有个大水沟，每到汛期山洪暴发，经常冲毁道路、房屋。沟渠之上因没有桥梁，每到秋收拉地，总会翻车打坞，车毁牲口亡的事情总有发生。我和森龄虽然不在那里住了，但你及五奎顶子乡亲们给予我们郑家的恩惠，让我终生难忘。金秋到了，又是秋收时节，我想起屯堡后边那条大水沟。随信寄上五百美金（大儿子德龄给我的养老金），请你费心组织一下，用这笔钱在大水沟上修一个小桥，以解乡亲们秋后拉地翻车之苦！书不尽意，小小心意，万望收下！代问乡亲们好，顺祝大安！

郑老太太给孙书记的这封热情洋溢的书信，登时在湾龙乡五奎顶子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说：这老太太思想真好，品德高尚。有的说：郑老太太身在台湾享福了，还能想到咱们这旮瘩，对五奎顶子这地方有感情啊！大队书记孙福清马上召开支委会，开了半天会研究来研究去，郑老太太寄来的这笔爱心捐款不敢动。孙书记马上向乡党委做了汇报。乡党委也研究了一大通，也不敢明确态度。乡党委又向市委统战部汇报了情况，也是迟迟没有态度。

（二）

常学文老人在台湾台北长子郑德龄家得到无微不至的奉养，无.论起居还是饮食，德龄媳妇和儿女都体贴入微。德龄还利用休假，带着老妈遍游了台湾宝岛的风光、名胜，吃遍了台湾特产、名吃，还数次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摆宴孝敬老母亲，用以补偿母子多年失散以尽儿子的一点孝心。

常学文老人在德龄家，每天都是按传统习俗，儿子、儿媳及孙辈都要早晚给老太太请安，吃饭时要按长幼规矩落座。就如《红楼梦》中的情节一模一样。有时德龄因工作忙回来晚些，也要先到老母亲的寝室问完安再回自己的房间。闲暇时儿子与老母亲有唠不完的家常嗑，当聊到郑家悲欢离合的遭遇时，母子俩人多次哽咽无语。

原来，常学文老人的丈夫郑子和，曾经在伪满时期当过大涞县教育局局长。伪满洲国垮台，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东北。郑子和看到东北形势的变化，也考虑到自己曾在伪满时期当过地方官员，国共两党无论谁执政，他都没有好果子吃。这才萌生弃官舍家别妻逃离东北的念头，临行带上道龄、德龄两个儿子。那年是1947年，道龄16岁，德龄年仅13岁。又是郑子和委托德龄跑道送信，在那年正月十六的晚上，偷偷回家找母亲传递他们出走的消息，当晚在郑大院北临河小树林里，德龄与母亲抱头痛哭，生离死别般从此骨肉分离。

郑子和带着两个儿子，先到长春，后到北京、香港，跟随一帮官僚、富绅、名流于1948年年末到达台湾。郑子和在台湾拒绝官位的诱惑，发誓后半生再不为官。便在台北好友的支持与帮助下，创办了一所名为国民学校，他并担任校长，主要接收从大陆来台的孩子入学。道龄和德龄在台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后来哥俩一个考上台湾大学法学院律师专业，一个考上台湾清华大学医学院传染病专业。道龄和德龄又去美国深造，双双都获得博士学位。道龄最后留在美国，当了一位律师。德龄学成回到台湾，进入台北荣总医院传染科担任主任医师，成为七八十年代台湾传染病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因此经常出席传染病方面的国际卫生会议。

郑子和在办学方面政绩突出，开始只有小学，后来又增加了初中和高中部。他治学严谨，管校严格，亲力亲为，校长亲自担课。老师有事请假，他就为老师代课，经他的手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国民学校因此在台北成为名校。郑子和终因积劳成疾，于1962年患胃癌在台北辞世，享年64岁。郑子和临去世前，嘱托儿子德龄：爹是回不去东北老家了。爹死火化后，你把我的骨灰盒装在皮包里，提着皮包从台北坐火车，在台湾岛转一圈我就算回家了……我的骨灰盒千万不要下葬在台北，先寄存在寺庙里，等大陆那边允许回去了，再把我的骨灰带回东北大涞入土………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你娘啊！也不知道她还健在不？老天有眼，苍天保佑她和大陆的儿女们一切安好……德龄，你要想方设法与大陆那边联系联系，若能联系上你娘和你的弟弟妹妹，你替我说，我对不起他们……

郑子和去世后，台湾政界、教育界、商界的许多名人前来吊唁。遗体火化后，德龄按照老爷子的嘱托，把骨灰盒悄悄装在一个旅行包中，他含泪背着父亲的骨灰盒，乘坐台湾环岛铁路客车转了一圈，之后把父亲的骨灰盒寄存在了台北市的一座寺庙里。

1978年德龄在美国攻读完某大学的博士学位，恰逢中美关系缓和，通过在美国当律师道龄兄长的关系，联系上了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的朋友，委托这位朋友给吉林省大涞（后改大安）县公安部门寄信，请求帮助寻找郑大院常学文老母亲及弟弟妹妹等郑家亲人的下落。吉林省公安和大安公安部门领导非常重视，责成专人负责寻找。先在大安寻找，没有找到，又去黑龙江肇源寻找，最后经过多方打听，在海龙县福安公社五奎顶子大队找到了常学文老人的下落。这才有了前面所述的经过。

常学文老人到台湾不久，德龄就把父亲临终遗言告诉了她。老母亲听后并没有掉泪，只是跟儿子说，哪天我去庙里看看你爹。前往寺庙那天，老太太和儿子全家身着素服，带着祭奠用品，搀扶老人一步步走进这座寺庙，德龄捧出父亲的骨灰盒，放到祭奠之处。点上香、烛，供上酒、肴。老太太上前主祭，哽咽着说：子和，我来看你来了。你好狠心哪！你一走了之，你把家和六个孩子全扔给我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替你受的罪吗？好在我没给你丢脸啊，我把他们都培养成人了，他们都学业有成，他们都成家立业了，他们……郑老太太再也说不下去了，站立不稳，险些摔倒，被德龄和儿子抱住了老人家……

（三）

常学文老人在台北大儿子德龄家生活了五个年头， 又惦记起远在东北的那些儿女们，真是一海相隔，慈母难断思乡之情，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边都难以割舍。儿子最懂母亲的心，一天晚上德龄对老太太说：妈你是不是想家了？我跟你说啊，随着形势的发展，两岸关系逐渐缓和，海峡终有自由往来的那一天。我们真舍不得你回去，您留在这养老吧？我们这的生活条件咋也比那边强些啊！老太太说：来你这五年了，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我享受了重来没有过的享受，得到了你们全家无微不至的孝心，我知足了。德龄说：对于妈给予的恩情，我怎么回报也补偿不完。您若回去也行，以后想来就来。但目前不能直通，还得通过第三地。就这样，常学文老人在孙女的护送下，于1987年11月27日经日本东京回到了大陆。

我是在老人家回梅两个月后，通过郑老师得知老人家回来的消息。1988年1月27日，我骑着自行车，带上乡广播站的录音机直奔家住福民乡同意村郑老师的家。推门进屋就见到了鹤发童颜的常学文老人。已经82岁高龄的老太太，盘腿坐在炕上，戴着老花镜，一边和老儿媳妇曹桂春抠核桃仁，一边笑逐颜开地聊着什么。经郑老师介绍，我说明来意。老太太放下手中的活，对我的到来并听郑老师说我要帮助他家整理家史一劲道谢。我说，今后每周日我来听您老讲述郑家的家史，之后整理出来。她说好的，那辛苦你了！我说没事的，我为我老师家做点事情是应该的。当天她与我谈了她到大儿子家生活五年来的简单经历，又谈了回到梅城新变化的观感。我根据她的讲述写了特写《十五不圆十六圆》，稿件送到电台，同时还寄到《吉林农民报》，很快就被编发了。送稿那天，我还与电台新闻部主任吴玉君兄约定，春节前后我还会去郑家，采制录音特写送来。吴主任说那太好了。他正在为单位同志写春联，我借机会请他给郑老师家写副对联。他挥笔写下：

春色满园迎紫燕

海峡两岸盼归鸿

横批：心悬海外

1988年正月初一，我骑着自行车去郑老师家拜年，正赶上市委副书记李建贵，市委统战部部长关宝昌来到郑家慰问。我用录音机当天采录了录音新闻《市委副书记李建贵春节走访慰问台属常学文老人》，同时还采录了录音特写《除夕升明月》。那天采录完节目已近中午，婉言谢绝郑老师留我午饭，立即骑自行车返回乡广播站，经过加文字加解说录音合成后，我马不停蹄把采录的两条新闻骑车送到电台，交给新闻部主任吴玉君兄，经他编辑审定，当晚就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播出。

1988年正月十五，我再次来到郑老师家，想正式采访常学文老人，遗憾的是老太君因倒春寒感冒，哮喘病犯了，入院治疗一个星期刚刚出院，身体虚弱正输氧气，采访家史只好暂时搁浅。好在老太太与我谈了一些郑家过去零碎的情况，但距离写成有头有尾的家史还有很多空白。郑老师也对我说，等等吧，开春了等老太太身体好起来再谈不晚。结果老太太病好了，却离开郑老师家，被家住肇源的大女儿、二女儿接去，后来老太太又去了内蒙古金河林场的三女儿家。老人家一去，从此再未返回梅城。

1997年的夏天，市政协组织民主党派委员到海龙水库活动，见到了郑老师的二哥郑庆龄，听他说老太太已经仙逝，临终前留下遗书《我这一辈子》。我提起遗憾未能完成郑家家史的整理时，他说过去就让他过去吧！我说老太太那份遗书《我这一辈子》能否让我看看。他说可以可以，哪天我给你复印一份送给你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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